AI 早已走進大學教室。

因此，現在還在討論要不要放行根本沒有意義，學生早就用得風生水起。他們用 AI 寫作業、查資料、整理報告、潤飾英文，甚至還有人拿來諮詢心理與情緒問題。即便教師在課堂上明令禁止，學生下課後照樣打開 ChatGPT。

人總會自己找到出路。純粹的禁止，只會讓使用行為轉移到教師看不到的暗處。

昨天，在「AI 融入教學應用能力認證（AIEA）」最後一天的課程中，我就把這個強烈的信念推銷給所有參與研修的老師們。

這兩年我在很多場合都提過，大學教師必須具備一個基本自覺：你可以不是 AI 技術專家，但至少要比學生更清楚 AI 能做什麼、不能做什麼，以及它會在什麼地方出錯（這不只適用於教師，企業主管也該有這樣的認知）。

如果教師做不到這一點，任由學生將學習全權交給 AI 代工，那實體教室最終只會變成毫無意義的空間。

一直以來都有「實體教室無用論」的說法。對於自我驅動力強的年輕人來說，面對「平均主義（甚至是平均線以下）」的課堂現場，確實是在浪費時間。加上大學教師的教學活動難以統一控管與要求，許多人都經歷過教學技巧或課堂管理不佳的課程，因而對大學教育嗤之以鼻。另一方面，有超過半數的學生進入大學後，發現自己缺乏探索動力，對自我的要求頓時消失殆盡，只能消極參與學習，這也讓現今的大學教師感到相當為難。

這些都是老問題了，但這一波生成式 AI 的浪潮，把這些沉疴巨幅放大。

正如翟本瑞老師所言，我們必須重新思考：學生到底需要學些什麼？我們培養與評量他們的方式，也需要迎接巨大的轉變。

昨天我就特別強調，多數的課堂都應該轉型為「判斷力課堂」。

因為當 AI 進入教室後，教師最重要的任務早已發生質變。我們必須重新回答幾個核心問題：

  • 學生修完這門課，究竟能帶走什麼能力？
  • 哪些工作可以交給 AI 協助？
  • 哪些思考過程必須由學生親自完成？
  • 我們該如何看見學生與 AI 協作的歷程？
  • 當 AI 給出錯誤答案時，學生是否有能力及時察覺？

如果我們始終不回應這些問題，學生自然會這樣問 AI：

「我懶得聽這段老師上課錄音哈哈，幫我摘要唸給我聽。」

教導學生如何在 AI 協作中做出有效的「判斷」，幾乎是每一門課的核心目標。

上學期，我們學群一位老師跟我分享，有一組學生在簡報中寫了波特（Porter）的「六力分析」，但那個第六力卻是硬扯也無法成立的錯誤。結果，學生還努力幫 AI 解釋為什麼這個第六力很有道理。

那位老師告訴我，他感到極度不適，甚至非常憤怒。

這可不是開玩笑的。這反映出當代最大的問題：學生不再認為站在講台上的大學教師有其價值。

既然 AI 都能解釋，而且解釋得這麼好，講台上的大學教師就像是一尊不精確的碳基生物，講著模糊的記憶與不清楚的內容。於是，他們選擇相信矽基生物給予的回應。

這是一種權力結構的逆轉。學生擺脫了高中高壓的學習環境，進入大學自主的學習模式，在 AI 時代確實演變成這樣的結果。

因此我昨天特別向老師們強調，三個小時的課程中，至少要保留一個小時的「No AI」。

手機收起來，平板收起來，電腦也通通關掉。拿紙、拿筆，與真人面對面討論，自己建立判準、提出主張，並親自回應同儕的追問。

我現在會把課堂活動劃分為四種模式：

  • 第一種是 No AI：學生必須靠自己形成獨立觀點。
  • 第二種是 AI Required：學生非用 AI 不可。因為如何設計角色、提示詞（Prompt）、篩選資料來源與執行查核流程，這本身就是學習的核心內容。
  • 第三種是 AI Allowed：可用可不用，彈性掌握。
  • 第四種是 No Electronics：嚴禁任何電子產品出現。例如上台簡報時，我不希望學生從頭到尾低頭盯著螢幕，聽眾並不是住在手機裡；又或者全組要一起繪製概念圖時，我不允許大家全擠在一台 iPad 前面，看著某個組員一個人從頭畫到尾。

這四種模式的切換，取決於教師如何設定：這項學習活動為什麼需要 AI？或是此時此刻為什麼嚴禁使用 AI？

我也另外強調，要求學生附上完整的「AI 協作紀錄」是絕對必要的。

我希望檢視的細節包括：他與 AI 互動了幾輪？提供了哪些邊界條件？是否引導 AI 提出反方意見？有沒有交叉查核資訊來源？以及最後是否經由人腦修訂了 AI 生成的內容？

如果學生只是輸入一句「幫我做完整分析」，AI 產出三千字後，他直接貼上名字就繳交，這絕不能稱作學習。

相對地，有些學生會不斷追問、補充情境、要求 AI 自我反駁、查核數據，最後重新梳理出自己的結論。這些對話紀錄本身就是極佳的教材。

我們要挑出優質的對話歷程，請學生向全班分享：你當時為什麼這樣問？你在哪個環節發現 AI 在胡說八道？你又為什麼決定不採用它的建議？

這是一種群體學習，能讓還沒有這種意識的學生驚覺：原來同班同學已經能將 AI 駕馭得如此精準，而自己卻還停留在「幫我摘要一下」的階段。

同時，我也越來越重視「課堂契約」。

這門課會不會用到 AI？哪些環節強制使用？哪些環節嚴禁使用？是否需要付費帳號？作業必須檢附哪些紀錄？教師是否會使用 AI 協助閱卷？人工覆核會放在哪個階段？

這些標準都應該在第一堂課就說清楚講明白。

既然 AI 已是課程設計中的必要工具，就應該比照教科書、財務計算機或實驗器材，正式納入教學大綱與制度中。當然，教師也必須同步考量軟體費用、數位平權、個資隱私以及替代方案。我們不能一方面要求學生熟練運用，另一方面又對這些制度面的爭議視而不見。

當 AI 正式跨入大學教室，教師傳統的權威也在經歷重塑。

過去，教師的權威多半來自於「我知道標準答案」；如今，答案隨手可得。

這對教師而言，帶來了極大的轉型壓力。我們再也不能只教自己熟悉的情境，也不能再一套舊講義用到底。學生的習慣變了、工具變了，連帶課堂上的注意力、閱讀模式與作業產出方式都已徹底洗牌。

我們必須打造自己的「判斷力課程」。

我們需要嚴肅面對「價值滅絕」的威脅：講台上那具肉體，是否會被視為可有可無的存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