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次疫苗詐騙案讓「政府到底有沒有擋疫苗」重新浮上檯面。幾年前吵過的角色、台詞與情緒幾乎原班人馬回歸,只是多了一份起訴書,大家便再次宣布自己終於獲得歷史平反。

先把模型結論放在前面:

在沒有重大新證據出現的前提下,一週後最可能看到的結果,是在野陣營在議題印象上稍微占優,執政黨仍能守住主要支持者,中間選民則對當年決策再扣一點信任分。這個事件本身不足以改變目前的立委或縣市長版圖,也很難讓大批選民突然改投另一邊。

換句話說,聲量可能有輸贏,選票移動則非常有限。真正累積下來的,是執政信任的小幅磨損。

先把可以確認的事情放回桌上

目前可以確認的事實,包括:

政府在2020年已開始採購COVID-19疫苗,2021年5月以前也已簽下COVAX、AZ及Moderna等合約,所以「政府完全沒有買疫苗,全靠民間捐贈」並不符合採購紀錄。

但2021年5月本土疫情爆發時,台灣實際到貨的疫苗確實嚴重不足。政府有買,疫苗卻沒有及時到,這兩件事可以同時成立。監察院調查報告也認為,台灣相較部分先進國家簽約較晚、採購數量較保守,因此在全球供應吃緊時排在較後面的供貨順位。

政府與BioNTech最遲在2020年8月已開始接觸,2021年1月疾管署簽回500萬劑版本,但BioNTech沒有完成回簽。復星早在2020年3月就取得包括台灣在內的區域商業權利,兩岸政治與商業代理結構都對交易形成限制。

到了2021年6月,鴻海提出申請後,政府於6月12日附條件核准,6月18日正式授權鴻海/永齡與台積電進行洽購。現有紀錄並不支持「政府直接駁回鴻海採購」;但政府原先要求由中央與原廠簽約,這套制度確實增加了民間方案的程序與時間成本。

最近的詐騙案則證明,當年確實存在規模很大的假管道風險。檢方指控相關人士利用慈濟急於取得疫苗的情勢,收取高額顧問及委任費用。不過,目前仍屬起訴指控,還不是法院的有罪判決。台中地檢署起訴說明

這個案件可以支持「政府要求原廠授權與來源證明並非憑空刁難」,卻無法單獨證明「政府從未造成任何延誤」。它也無法證明政府為了高端,故意擋掉一筆文件完整、原廠確認而且可以立即履約的國際疫苗交易。

至於北京是否直接命令BioNTech取消2021年1月的交易,現有政治脈絡讓這項推論具有相當可能性,但公開資料仍缺少命令、郵件、BioNTech證詞或德國政府掌握的直接情報。

這大概就是疫苗爭議最令人不滿、也最適合政治操作的狀態:每一邊手上都有幾塊真的拼圖,但都還沒有人拿出整張圖。

兩邊到底在講什麼?

執政黨現在的說法,大致是:

「當年假疫苗管道很多,政府要求原廠授權是必要把關。如今詐騙案被起訴,證明陳時中的警告有根據,當時指控政府刁難民間的人應該道歉。」

這套說法的優點,是有新的司法事件,而且可以連回當年的風險管理。缺點也很明顯:證明某個管道是假的,仍然無法回答整體採購是否太慢、疫苗為何短缺,以及程序有沒有更有效率的做法。

在野陣營的說法則是:

「詐騙是一件事,政府有沒有造成疫苗取得延誤是另一件事。當時就是因為疫苗不足,民間才會急著尋找管道。政府不能拿一個詐騙案,把整段疫苗荒全部改寫成自己英明把關。」

這套說法的優點是因果關係簡單:缺疫苗、民間自救、政府有責任。一般人不必先修完國際商業契約、藥品輸入程序與兩岸關係,就能立刻理解。它的弱點是容易把「政府採購太晚、程序太卡」一路擴寫成「政府根本不買、為高端故意擋疫苗」,後面那一段目前缺乏足夠證據。

因此,真正的爭論其實有三層:

  1. 當年有沒有假管道?有。
  2. 政府的審查要求有沒有正當理由?有相當理由。
  3. 有正當理由,是否代表整套採購決策沒有延誤、失誤或政治考量?當然不能這樣推。

政治宣傳最喜歡把這三題打包成一題,因為分開回答以後,許多慷慨激昂的結論會突然變得有點尷尬。

這個模型究竟在算什麼?

我把它稱為「敘事政治模擬」。它接近簡化的個體模擬:模型裡每個選民都有原本的政黨傾向、媒體使用習慣、對政府的信任程度,以及被單一事件影響的可能性。

這套設計參考了幾個政治傳播概念:人會用不同方式理解同一組事實,也會對符合原有立場的說法給予較高評價;媒體重複與同溫圈則會增加鞏固效果。政治框架研究政治信念中的動機性懷疑政治意見的個體模擬研究,都提供了相關基礎。

模型不是水晶球。它只是把我們平常靠感覺爭論的東西,逼著寫成可以被檢查、修改與挑錯的假設。光是做到這一點,大概已經比不少政論節目誠實。

第一層:選民分成三組

每一次模擬,都會重新抽取三組選民的比例:

  • 執政黨穩定支持者:29%至35%
  • 在野陣營穩定支持者:34%至40%
  • 第三黨、無黨派及政黨認同較弱者:剩餘的25%至37%

這些數字不是2026年的民調預測,而是用來測試不同選民結構的範圍。我刻意沒有把2024年的選舉結果直接當成現在的支持度,否則模型只是穿著白袍重播舊開票結果。

穩定支持者也會受到事件影響,但主要表現在情緒、分享意願與投票熱度;真正可能改變投票方向的,主要是政黨認同較弱的第三組。

第二層:每套說法都要接受十項檢查

所有參數都以0到1表示。數字越高,代表該特性越強。

參數白話意思執政黨敘事在野黨敘事
證據強度有多少資料能直接支持主張0.60–0.820.52–0.78
好懂程度一般人是否能迅速理解因果0.48–0.720.62–0.90
情緒共鳴能不能引起憤怒、委屈或安心0.40–0.680.58–0.90
傳播者可信度說話的人是否獲得受眾信任0.48–0.720.42–0.70
新鮮度有沒有新事件讓舊議題復活0.58–0.820.35–0.65
觸及率能否進入新聞、社群及地方網絡0.55–0.800.58–0.86
容易被反駁程度會不會被文件或舊發言拆穿0.42–0.680.38–0.70
議題疲勞選民是否已經懶得再聽0.45–0.720.50–0.80
組織加成中央、國會與地方組織的擴散能力0.03–0.100.04–0.12
外部放大境外操作、演算法及反作用-0.03–0.05-0.03–0.05

為什麼執政黨的證據強度與新鮮度略高?因為詐騙起訴確實是一項新事件,而且直接支持「當年有假管道」這個較窄的命題。

為什麼在野敘事的好懂程度與情緒共鳴較高?「當年缺疫苗,民間才被迫自救」比「這個案件證明特定審查有理由,但不代表所有程序都沒有問題」容易傳播得多。前者十五秒可以講完,後者講到一半,電視可能已經進廣告。

模型中的敘事分數,可以簡化寫成:

敘事效果=證據+好懂程度+情緒共鳴+可信度+新鮮度+觸及率+組織傳播效果,再扣掉容易被反駁程度與議題疲勞。

證據的權重最高,好懂程度與媒體觸及次之。外部放大可以加分,也可能扣分,因為一旦被辨認為中國操作,部分選民會產生反感,甚至回頭支持原本遭到攻擊的一方。

第三層:事件被看見,不代表選票會移動

模型把結果分成四個不同層次:

  1. 基本盤鞏固:支持者更相信自己原本就相信的事情。
  2. 議題印象改變:中間選民覺得哪一方的說法比較合理。
  3. 整體信任變化:對政府或在野黨的長期可信度增減。
  4. 投票傾向改變:真的因此改變未來投票選擇。

政治人物經常把第一層當成第四層。支持者在留言區排隊叫好,黨中央就開始產生「全國都醒了」的錯覺。模型對此相當無情:同溫圈裡多出五千個讚,通常不等於選區裡多出五千票。

模型的七項假說

這次模擬先設定七項可以被推翻的假說:

假說一:基本盤的鞏固效果會大於跨陣營說服效果。 深綠與深藍支持者主要是更新論述素材,很少因單一疫苗新聞改變投票方向。

假說二:因果越簡單,低注意力環境下越有利。 當選民只看標題、短影音或名嘴摘要時,「缺疫苗所以民間自救」比複雜的契約與審查說明更容易留下印象。

假說三:新證據可以暫時抵銷舊議題疲勞。 起訴書讓舊議題恢復生命,但效果會隨時間迅速下降。七天後若沒有新文件,模型只保留原始影響的55%至80%。

假說四:媒體分眾會增加動員,降低相互說服。 親綠受眾收到「陳時中獲得平反」,親藍白受眾收到「政府又在轉移責任」。兩邊都更有精神,中間的人只覺得這齣戲怎麼還有續集。

假說五:席次與地方組織主要延長議題壽命。 立委、縣市長、議員及地方組織能安排記者會、質詢、節目與社群內容,增加曝光次數;它們不能自動提高一項主張的證據強度。

假說六:中國的影響主要增加擴散、重複與不信任。 它可能放大對台灣政府不利的內容,也可能因操作痕跡被揭露而引起反作用,因此不能直接換算成在野黨新增選票。

假說七:全國聲量必須跨過地理與選區門檻,才會改變席次。 全國支持度變動零點幾個百分點,如果沒有集中在競爭激烈的選區,很可能一席都不會改變。

三十萬次模擬跑出了什麼?

我讓模型在上述參數範圍內隨機抽值,總共進行30萬次模擬。每一次都重新調整選民結構、敘事強度、媒體觸及、議題疲勞與七天後的衰退程度。

基準情境有一個重要前提:未來一週沒有出現新的合約、錄音、決策紀錄或金流證據。

結果如下:

情境在野敘事取得議題優勢的機率一週後投票傾向中位變化
沒有重大新證據約68%在野方向約增加0.10個百分點
出現有利執政黨的直接文件約33%執政黨方向約增加0.09個百分點
出現有利在野黨的直接文件約91%在野方向約增加0.28個百分點

基準情境的九成模擬結果,落在執政黨增加0.27個百分點到在野陣營增加0.51個百分點之間。

這些數字不是民調,也不是選舉預測。它們表示:只要接受目前這組假設,在野敘事比較容易取得短期議題印象,但轉化成投票傾向的幅度非常小。

模型真正清楚的結論,是「議題略偏在野、基本盤大致不動、席次暫時看不出變化」。

為什麼現有政治版圖對在野陣營比較有利?

第11屆立法院選舉結果為國民黨52席、民進黨51席、民眾黨8席及無黨籍2席,沒有單一政黨過半;但在野席次合計高於執政黨。中選會結果整理立法院現任委員名單

這代表在野陣營可以透過質詢、調查、記者會與議程安排,持續製造新的新聞節點。執政黨則掌握行政資料、官員說明及官方文件,有較強的事實定義能力,但也必須承擔「當年最後是你做決定」的責任。

地方結構也類似。2022年縣市長選舉完成後,國民黨取得14席、民進黨5席、民眾黨1席、無黨籍2席。中選會選舉資料庫

地方首長與議員並不會直接讓某一方的疫苗說法變成事實,但能讓一個議題在地方新聞、服務網絡、社群頁面與議會質詢中反覆出現。這也是模型給予在野陣營較高「組織加成」的原因。

不過,地方版圖大於中央執政版圖,也不等於下一次選舉一定由在野黨獲利。2022年地方選舉與2024年總統選舉已經示範過,台灣選民會依照選舉層級、候選人與兩岸風險重新計算。

媒體光譜會讓誰占便宜?

台灣的傳播環境已經很難畫成一條單純的藍綠直線。電視、入口網站、LINE、Facebook、YouTube、Threads、PTT與Dcard彼此交疊,同一個人早上看電視,中午讀LINE轉傳,晚上再去社群平台確認自己白天相信的事情。

NCC的2025年調查顯示,48%的受訪者仍把電視視為最正確的新聞來源,但也有18.9%認為各類來源都不正確;26.7%認為各類來源都不公正。曾接觸新聞性假訊息者中,來源以即時通訊、社群媒體/論壇及入口網站居前,電視同樣占有一定比例。NCC 114年度傳播市場調查

這種媒體結構最容易產生的結果,是兩邊各自成功說服已經支持自己的人。

執政黨的「詐騙案證明政府當年有必要把關」,會在親綠受眾中得到很好的鞏固效果;在野黨的「詐騙不能洗掉疫苗荒」,則比較容易透過情緒簡單、責任明確的方式向外擴散。

所以模型給在野敘事短期優勢,但沒有預測它會造成大規模改投。它比較像在中間選民腦中留下一個模糊印象:

「政府不是完全沒買疫苗,但當年處理得很卡;民間確實幫上了忙;現在兩邊又各自挑對自己有利的部分重播一次。」

這句話不會讓誰立刻退黨,卻會讓執政信任再薄一點。

中國因素應該怎麼放進模型?

中國對台灣媒體與社群環境的影響,應列為長期存在的外部參數。國安局公開報告提到假冒台灣帳號、盜用社群帳號、內容農場、短影音及人工智慧生成內容等傳播方式。國安局2024年中共爭訊傳散態樣分析

不過,模型不能因為某項主張客觀上對中國有利,就直接推論所有轉發者、媒體或在野黨人士都受到中國指揮。這種推論本身也可能成為執政黨逃避檢驗的方便工具。

因此,我把中國影響設定成可能增加觸及、重複、憤怒與制度不信任的外部力量,同時保留被揭露後引發反感的負向效果。

它比較容易增加社會極化與爭議壽命,是否能穩定轉換成特定政黨選票則沒有固定答案。把每一則批評都說成中國操作,只會幫真正的中國操作混進正常批評裡;那大概是最節省成本的滲透方式,連帳號都不用買,台灣人自己就會幫忙把彼此開除出公民社會。

對兩邊而言,什麼做法比較有效?

執政黨如果把詐騙起訴說成「整段疫苗歷史已經完全平反」,模型中的「容易被反駁程度」會立刻上升。比較有效的說法應該是承認三件事可以同時成立:假管道真的存在、審查確有必要、當年採購與到貨仍有可檢討之處。

執政黨真正需要說服的是中間選民,所以最有用的材料不是「當年罵我的人道歉」,而是完整時間軸、決策紀錄、原廠往來文件,以及哪些延誤來自供應、代理權、法律要求或自身判斷。

在野黨若繼續使用「政府完全沒買疫苗」「全部為了高端」「郭台銘證明隨時都買得到」等過度主張,也會提高被反駁風險。比較穩的論點是聚焦在可以證明的問題:採購時程較晚、數量較保守、2021年5月確實短缺、民間方案經歷制度摩擦、決策與合約透明度不足。

兩邊都能鞏固支持者。真正可能拉動中間選民的,仍然是可核對的新文件。再多十位名嘴把音量轉到最大,也不能取代一封同期郵件。

最後結論

目前並非完全勢均力敵。

短期議題印象稍微偏向在野陣營,原因是它的因果比較簡單、情緒強度較高,而且目前國會及地方結構有利於持續延長議題曝光。執政黨則有新的司法事件與行政資料,可以守住基本盤,卻很難靠這起詐騙案完成全面平反。

這次事件對政治局勢造成的主要效果,可以整理成四句話:

  • 核心支持者大致不動。
  • 在野陣營取得小幅聲量與議題印象優勢。
  • 中間選民對執政黨的信任可能輕微下降。
  • 一週內不足以推論立委或縣市長席次會改變。

所以目前看到的不是大規模選票重組,而是一次小幅、偏向在野的信任移動。單獨看,幅度很小;如果同類事件反覆出現,小幅磨損會逐漸變成選舉時的背景印象。

後續真正可能改變模型結果的,是有沒有出現一份足以回答核心因果的新證據:當年是否存在一筆來源合法、原廠確認、可以履約的疫苗方案,卻因政治或高端政策而遭政府拒絕;或者相反,文件能否證明那些號稱隨時可以供貨的方案,當時根本沒有取得原廠授權。

在那之前,最可能發生的仍是台灣政治最熟悉的劇情:大家各自拿到一點證據,也各自省略一點脈絡,最後都宣布自己比較接近真相。

真正留下來的效果,可能不是誰被徹底說服,而是中間選民對整個決策過程又多了一層不信任。